阳光报《非常对话》栏目编辑季风对话电影编剧、电影策划人芦苇

原标题：阳光报《非常对话》栏目编辑季风对话电影编剧、电影策划人芦苇

电影编剧芦苇的名字，在中国电影界绝对是响当当的传奇人物。他今年72岁，从电影《他们正年轻》的剧本算起，他作为电影编剧的写作时间，已经占了人生的一半岁月，现在的他依然笔耕不辍。

芦苇是改革开放以来，最早形成了自己风格的电影编剧，擅长写小人物折射大时代的史诗正剧。因为在电影界的巨大声望和号召力，很多年来，芦苇一直扮演着兼具权威和抗争者的双重角色，针对电影的评价也从不委婉表达意见。电影《无极》上映后，陈凯歌认真地询问他的意见，他实话实说，说这是一部非常失败的电影，让陈凯歌无法接受他的意见。西影厂当年买到电影《白鹿原》的电影版权时，芦苇七次易稿，写好剧本，邀请了王全安来拍，结果王全安对剧本弃之不用，芦苇因此拒绝在电影上署名。在他推出的新书《电影编剧没有秘密》里，也像是反驳自己以前的《电影编剧的秘密》的内容，来证明电影编剧确实没有秘密。

芦苇气质儒雅、善于交流，但对近年来的每部电影的评价，绝对保持着以往习惯的那种犀利，总是一针见血。就像他说的：我说话都是直接说的，因为拐着弯说话太费劲了。

1996年，芦苇在甘南草原拍摄《西夏路迢迢》

芦苇，1950年3月出生于北京，中国内地编剧、导演。

1982年，担任爱情电影《魂系蓝天》的编剧，从而开启了他的电影编剧生涯。

1987年，担任电影《最后的疯狂》的编剧。

1988年，与周晓文共同担任电影《疯狂的代价》的编剧。

1992年，担任剧情电影《霸王别姬》的编剧。1994年，担任剧情电影《活着》的编剧。1995年，执导个人首部电影《西夏路迢迢》。1997年，由其编写的电影剧本《星塘的阿芝——齐白石的故事》获得第一届夏衍电影文学剧本奖二等奖。

2001年，担任剧情电影《等待》的编剧。

2006年，担任爱情传记电影《图雅的婚事》的编剧。

2008年，由他担任编剧的战争电影《赤壁（上）》在中国大陆上映。

2012年，担任剧情电影《白鹿原》的编剧。

2015年，由他担任编剧的冒险电影《狼图腾》在中国大陆上映。

2016年，担任传记剧《胡景翼》的艺术总监与编剧、统筹等职务。

2019年，任星辰宏景影业（北京）有限公司签约编剧，星辰宏景影业董事长黄鹤城担任其经纪负责人。

2021年，由他担任剧本指导的电影《柳青》在中国大陆上映。

↑1993年在北京拍摄电影《霸王别姬》时，芦苇（左）与张国荣

《霸王别姬》我得多说两句，它是改编自香港女作家李碧华的小说。因为作者是女作家，小说的戏剧性不强，但充满了女性的伤感。按照陈凯歌当时的意见，它不适合改编成电影。故事中提供了三个人物（段小楼、程蝶衣和菊仙），但小说对北京生活的语言描写比较有距离感。情节上她对人物的定位，也与电影大相径庭。对我来说，只是一个素材，必须重新做。

当时陈凯歌把小说给我看，问我怎么样，我告诉他，从小说本身来说，李碧华写的是一个市井言情小说。出品人徐枫的态度很明确，版权已经买了，必须拍电影，有任何想法，也等先把这个拍完再说。我们面临的任务，就是必须把它拍成电影。陈凯歌当时不想拍，因为他有另外一个题材。之前他拍的《边走边看》在票房上失败了，他要继续拍大片，除了徐枫的投资以外，再难落实。既然如此，我们就只有下决心干了。

电影《黄土地》是陈凯歌导演的，张艺谋是摄像。电影的特点跟电影的类型有关系，它本身就是一个故事性差的电影，追求在影像上的效果。这部电影在电影史上是很重要的，它开创了一个时代。

在故事结构上，最棒的中国导演是第二代，也就是拍《乌鸦与麻雀》《八千里路云与月》的那一代人。第二代导演的作品，如《黄土地》和《红高粱》，都属于风格化的、非叙事性的。张艺谋以前谈《红高粱》的剧作，到最后两张皮贴不到一块儿去。但是它拍得非常风格化，有视觉冲击力。

没有没有，那是两回事儿。小说写得确实很不错。《白鹿原》的小说内容贯穿了半个世纪的风雨，这是中国旧文化被新的历史大潮冲垮而解体的时期，他对关中农村不太了解，不能代表《白鹿原》里的内容。拍出来的《白鹿原》电影，我觉得对不起那部小说。改编的难度大、不好拍，但也不是说就不能被认为拍不好，只是这个没有把它真正做好。

吴天明、陈忠实和我为这个事情碰过很多次头，吃过好几顿饭。我干电影这么多年，也有对陕西的乡土情结，我对吴天明、张艺谋都说过，咱们一直吃着秦川的粮食、喝着秦川的水，秦川养育了我们长大，一辈子都仗着关中乡土的根活命呢，拍一部陕西关中乡土的电影是理所应当的。虽然《老井》拍得很好，但说的是山西的事儿。这是血浓于水的情感，拍摄《白鹿原》义不容辞、情不容辞。但事情一直就这么吊着。有关方面说不能拍，这个事情就被撂下没人管了。大概在2002年、2003年的时候，西影厂把《白鹿原》的电影版权又买到手里了。厂领导找到我，说把这个重任委托给你了。我从2003年开始写剧本，到了2007年，七次易稿，这期间不断地在写它。

小说当时在社会上有一定的影响力，很多人难免想拿这个项目来做一些有经济效益的事，但它的真正文化内涵和意义，却很少有人问津。我当然希望有经验的优秀导演来做这个项目，我曾经找过张艺谋，很动情地给他写过一封陕西人血浓于水的劝拍信。但他在奥运会开幕式上下不来。找来找去，当时看到中国农村题材拍得尚有质感的，只有王全安的《惊蛰》，我便联系了他，上下左右劝得厂领导算是对他认可了。但条件必须是我在里面当艺术指导。中间又几起几落，后来厂方对他当导演又持否定的态度，这时就没有人了。

那时西影厂发展得很好，拍了好多好的片子。那个人，才是陕西的骄傲，没有他就没有第五代导演的辉煌。

电影跟小说有很大的区别，因为余华的小说多用象征的手法，但是象征手法不是电影所长，因为小说是文字的，读者可以通过阅读想象来完成，而电影是可以视听的。小说的开始是老头福贵在喂牛，跟牛说话；小说结尾的时候，他还在跟牛絮叨，在人间没有一个倾听者。他的悲苦是人们不屑听的，他只能对牛诉说。这也应了中国的一句老话，叫对牛弹琴。

余华也是编剧，他把小说用剧本的形式写出来，但内容没有实质性的改编。毕竟他是小说作者，让他大拆大卸，就像是杀他的孩子，是比较困难的。张艺谋是在难为对方，让小说家革自己的命呢。所以他说：芦苇，这个‘革命’就指望你了。我说：没有问题。影片完成后，张艺谋在编剧之外又给我注明了定稿剧本，特意说明剧本是我写的。在这一点上，他很认真实在，也很厚道。

写剧本的时候，陈可辛从香港过来找我，我记得有两三次。他一来，就让我带他先去吃顿饭，然后在西丽湖的客厅里泡壶茶，给他读剧本。我第一次给他读剧本时，陈可辛就总在发笑，他觉得剧本非常有趣。读到男女主角偷情未遂的情节时，他开怀大笑、不能自已。

这个故事时间跨度很大，男女主人公经历了将近二十年的苦恋，有做史诗的空间。我尽量把时代真实的氛围跟人物命运结合起来，互为因果，互为衬托。它讲的事情很琐碎，如何把这些生活场景变成具有观赏性的故事，并赋予其丰富的内涵，这是很需要下功夫的，要认真推敲每个细节对于展开整个结构的作用以及局部和整体的关系。我很期待这部电影，但是却迟迟无法开拍。

总之，感觉到很多东西都在变得遗憾。我在那本有关电影编剧对话的书里，应该把这些话题都提出来了。你可以看看。

（对话内容根据季风、芦苇的电话录音整理，并参照芦苇的新书《电影编剧没有秘密》及《电影编剧的秘密》）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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