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墅派对里的伤人案，是谁伤了她？（别墅派对游戏）

01

别墅开Party，有人受伤？

8月的一个凌晨，上海一处高档别墅内，哭泣的年轻女子小刘拨打了110报警电话。

待民警赶到后，带着酒气的小刘揉着自己红肿的手腕，向民警哭诉自己受伤是因与小李发生口角并互相推搡。

其他人对小李受伤的经过却是说法不一。为了查清真相，民警将八人带回派出所做笔录。

经询问后得知，这群本不相识的年轻人在网上相约来到别墅轰趴聚会。

前一天傍晚，他们三三两两来到这间别墅，组织烧烤、游泳，一起玩“剧本杀”，玩了一轮又一轮，几个年轻人也从陌生到熟悉。除了一名男生后来回到房间休息外，另外七人都High到凌晨，香槟也喝了十几瓶。

微醺中，小王在四楼撞见自己的男友和刚认识的小刘动作亲密，气得当场翻脸，并冲下楼告诉了闺蜜小李。

事实调查进展到了这里，却被人为按下“暂停键”。无论警察如何再三追问，小李和她的朋友们都表示全程陪着小王和她男友，并没有看到小刘受伤的经过。而别墅内未安装任何监控设施，缺乏直接证据认定违法事实。

小刘受伤就医并出院后，未获得任何赔偿，于是小刘起诉到法院，要求小李赔偿损失。

02

法庭上还原第一现场

庭审中，小李的说辞与在派出所时一致，坚称从未离开过一楼，闺蜜小王对此亦可证明，自己根本不认识小刘，民警来了才留意到此人，小刘摔倒与其无关。

为了还原现场，找到案件突破口，我调取了报警当天的询问笔录。

询问笔录

小刘

自己和小王的男友在4楼找冰淇淋吃，被小王看到并误会。朋友提醒我去2楼避避，不料小李追上来问“你什么意思？”，我反问她“你什么意思？”“跟你有什么关系？”，然后两人互相推搡，自己失去平衡撞在门上受伤。

小李

我一直在一楼陪着小王，后来警察来了，小刘下楼和其他人吵了几句。我和小刘之间没有纠纷。

小王

小李本来要陪我去找小刘，后来我的男友追了下来，我们就在一楼吵架，小李和其他朋友全程都陪着我们，小刘不在场，没有听到楼上有争执，也没有人和小刘吵架。

小王男友

和女友小王一直在一楼吵架，期间小李来帮我们劝和。不知道小刘为何报警。

甲

我和其他五人在一楼处理小王和她男友的感情纠纷，一楼中有个女生上2楼请小刘下来谈话，后来我在楼下听到了2楼争吵的声音。

乙

我在一楼抽烟、喝酒，小王和她男友还在客厅吵架，突然听到声响，我走到楼梯口往上看，发现小刘摔倒在地，小李正从楼梯下来。

丙

我、小王男友、乙在院子里，小王和小李在客厅里，之后我听到2楼有很大的争吵和响声，我和乙一起上楼，发现小李站在小刘对面。小李说小刘是自己滑倒的。

经过庭审提示，小刘也翻出了事后几人的聊天记录，证明被告小李曾同意协商又反悔的经过。

面对这些证据，小李的态度始终未变，并当庭指出甲、乙、丙的陈述各不相同，与小王的笔录也存有矛盾，不能采信，派出所也未给出确定结论。所谓“调解意向”，是众人出于人道主义的表示，并不代表她个人同意赔偿。

03

运用证据规则的层层推导

庭审结束后，我认为，虽然在民警调查阶段对这起纠纷未有定论，但也未排除小刘受伤系小李所为的可能性。并且，不同性质的案件对证据的要求不同，与公安机关受理的治安处罚案件不同，在本案中仍可适用证据盖然性规则认定事实：

首先，在案证据已然穷尽。历经民警、法庭两轮调查，仍然没有证据可以直接认定“小刘受伤是否系小李所致”，存在进行事实推定的客观需要。

其次，现有证据反映的内容与推定事实之间具有高度逻辑性。虽然除张、黄二人外，其他人员都未到法院接受询问，但事发后于公安机关接受调查时所形成的询问笔录，效力并不逊于证人证言。甲、乙、丙受各自行动轨迹、关注焦点以及记忆偏差的影响，陈述中存在一定的细节出入，并未超出合理范围；其中两人与小刘是当天相识，而小王事前与小刘已有矛盾。因此，三人的陈述较小王可信度更高，可以据此认定，小刘受伤时，小李系唯一在场人员，且两人在此前已发生过冲突。综上，小刘受伤系小李所致具有很大可能性。

再次，事实推定没有反证推翻。若真如小李所言本案事发于其无关，作为唯一在场人员，其应详陈两人冲突及小刘摔倒的经过。但其坚持事发时不在现场、从未留意过小刘，当天在现场的只有3个女生，即便与小刘是首次碰面，但事发前一起玩了好几个小时，因小王的缘故，已经起了风波，不至于生疏到“未留意”的地步。小李急于“撇清”的陈述有悖于日常逻辑。

据此，可以认定，小刘的受伤系小李所致具有高度盖然性，小李应承担相应的责任。但根据小刘在报警时的陈述即可知，小刘在事发时未能理性、冷静的面对，导致矛盾加剧，对自身受伤亦具有一定过错。最终，判决小李赔偿小刘损失4万余元。

判决作出后，双方均未上诉，小李主动将钱款履行到位。这起“剧本杀”落下帷幕。

法官心语

民事侵权纠纷中的事实查明，与合同、家事纠纷不同，没有文本可供对照，也未给当事人预留空间、时间固定言辞。囿于受害人的取证意识和取证能力、行为人拒不承认的逃避态度，在司法实践中缺乏证据精准反映事发经过的侵权案件并不鲜见。难以还原真相的晦涩案件，往往挑战着受害人及法律工作者的思维边界。

作为法官，我们需要发挥主观能动性，藉由有限的证据一步步寻找线索、揭示真相。其间，除了严格遵循“程序正当、客观中立”的基本审判原则，还应注重“方法”“心态”“能力”这三个维度的锤炼。

方法上，需要身临其境地感受纠纷进程，运用发散思维和谈话技巧，盘问调查对象，并且适时地公开心证，引导当事人主动发现证据，尽可能地展现纠纷全貌。心态方面，即便面对抗拒说出真相的当事人也不宜急躁，向当事人阐明法律后果的同时，善于倾听，保持亲和力及共情的能力，以开放的心态应对各类“变数”，理清案件脉络。能力方面，注重在类案中积累、总结，有意识地培养法官直觉的敏锐度和准确性，能够在过往经验与手头案件中找到联系点、对症下药，在凌乱的言辞和证据中捕捉关键点、找准方向，同时排除先验性结论的干扰，防止预设前提去解读案件。

以这三个维度为基础，综合全案运用逻辑推理、日常经验法则判断不同证据的可疑性、可采性，即便没能获得直接证据，结合各个间接证据的证明力判断，当各个间接证据能够相印证形成证据链，待证事实的发生达到高度可能性标准，即可给予肯定性结论。

值得引起注意的是，诚实守信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道德基石，亦是我国《民法典》及《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庭审中如实陈述是当事人的基本义务之一。自我保护、趋利避害固然是本能反应，但应建立在尊重事实的基础上，而不是在言辞反复中怀有逃避责任的侥幸心理。当事人诚恳详实、符合情境的事实陈述，能够为法官形成心证提供支持，产生积极效应。虽然心存侥幸的当事人为一己之私隐瞒事实，但在一定程度加大了案件审理的难度。法庭是庄严神圣的场所，法官通过运用司法智慧，捍卫法律的尊严，当事人多变、含糊、缺乏逻辑的虚假陈述会被一一击破，轻则导致败诉的不利后果，情形严重的还将受到法律的制裁。

（文中所涉人物名称均为化名）